三季度GDP今日出炉 A股影响几何？

即使不讲封建社会那套，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一个高级干部，能够为人忠诚坦荡，做事忠心耿耿，也很了不起。

如是，全国全年的慈善捐款额每年可以达到2000亿元。在所有公益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主体都是普通大众，比如，在美国，每年大众捐款的总额要超过大企业和财团捐款总额。

公益慈善事业确实离不开富人的参与，但他们首先需要投入的是心灵。自愿的、发自内心的人力投入，乃是公益事业繁荣的源泉公益慈善事业就像人间任何公共事业一样，离不开钱，但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来说，钱绝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很多时候，帮助一个人并不需要付出金钱，从事公益事业也不需要付出金钱。王振耀先生说，这样一笔钱，可望化解中国的贫富矛盾，消弭仇富情结。

于是，社会中从事公益事业的人的规模就会比较小，能够享受到其好处的人自然也会较少。公益、慈善事业是否繁荣，不由这类机构可支配的金钱规模决定，而由用心参与这类事业的人员规模所决定。当下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落，马上就有人在谈论二次刺激。

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不同群体的福利差距。在进行过一次从产业投资向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方向调整之后，现在需要进行第二次调资方向大调整，那就是从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转向民生型基础设施。它最直观的表现是物价上涨。第三类则是产业投资，即直接兴办各类工商企业的投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为了升迁展开了经济增长竞赛。比如，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扩大，妨碍了资本在两者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让生活在乡村的居民无法深度卷入现代经济社会分工、合作网络中。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投资 。不过，这种高投资也是中央政府乐意看到的。在经典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原则是先建设、后消费，主要投向重型工业产业。但当然，真正能够推动政府投资转型的，还是民主的政治。

不幸的是，过去六十多年来，中国的高投资主要投向了后两类。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城乡基础设施，政府的投资则长期欠账，当下也严重不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投资有所转向，因为投资产业已无利可图，政府与私人投资大量转向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并美其名曰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宏观调控的这种失灵导致宏观经济措施的不对称性：刺激措施总是轰轰烈烈的，抑制过热的措施总是温吞吞的。

但此后，产能仍持续扩张，这一次钢铁又被列入需要遏制的产业名单。需要更多民生型投资因此，不管是从宏观经济的短期稳定来看，还是从中国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确实仍然需要高投资，但是投资的方向必须进行根本调整。

近两年来，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融资平台如城市投资公司，依靠廉价土地作为资本、抵押所获的资金，大多数投入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领域。长此以往，高投资所积累的错误投资(m al-investm ent)就不可能被有效地清除，一波又一波过热持续积累，最终形成结构失衡，其具体表现为产能过剩。

尤其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事故表明，如果不尽快而彻底地对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划进行调整，则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将因为日趋严重的相互冲突、内部断裂而破碎化。政府虽在忙着进行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居民赖以生活的基础设施始终不够完善，诸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这样的基本建设固然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也创造了一些社会福利，但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相比，人们的福利改善速度相形见绌。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过去几年来人们看到的情形，包括本轮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仍在这一框架中。通货膨胀不可能是所有价格一起上涨，而必然呈现为不同商品价格的陆续上涨，比如从房屋、股市，到煤炭、石油，再到绿豆、玉米等。

这两则新闻显示了当下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而这样的投资可以改善中低收入民众，尤其是乡村和小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刺激其创业和消费，从整体上减少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塑造一种大国型经济结构。

不过，当统计局公布C PI超过人们一般所说的警戒线的时候，通货膨胀已经走入下半个周期。第二类是支撑产业、尤其是工商业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即人们所说的铁、公、基。

由此出现了一个奇怪景象：各级政府都以基本建设为名上 马大量工程，但民众生活的基本条件似乎并无明显改善。离开这些设施，人们将无法正常生活。

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政府财政支出，应首先致力于这方面的投资。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要求整个社会的投资在这三大部门之间合理配置。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建设必然集中于城市，集中于收入水平本来就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基本建设提高了这些地区人们收入的实际福利效用，因为其单位收入所附加的基础设施价值更高。如此，可以在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形成合理的投资分工。

但行政手段意味着调控需借助地方政府进行，这就给地方政府截流政策留出空间。方向严重失衡但是，高投资真的错了吗？平心而论，当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症结不在于高投资，而在于投资方向的严重偏差。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完成此一转型？也许，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将会迫使各级政府意识到民生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匮乏。由此不难理解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最近物价上行，而经济下行。

用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就属于这种行政性手段。可以说，高投资过分集中于产业和产业导向型基础设设施，不仅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也扩大阶层差距，制造社会紧张。

产业投资现在已经基本由私人企业来承担，政府也完全可以把产业导向型基础设施交给私人企业，这些投资可以采用盈利模式进行。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不管是从宏观经济的短期稳定来看，还是从中国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确实仍然需要高投资，但是投资的方向必须进行根本调整。同时，从经济角度看，这样的方向转型，也将让中国的高投资找到软着陆之道。

高强度的基本建设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使之日趋扩大。大规模、高规格的投资，不是在让全社会的经济合作、分工更为平顺，反而人为地扩大鸿沟、制造壁垒。

为了抑制过热，政府被迫进行调控，通常是进行行政性调控。事实上，人们设立政府的目的，本来就是提供私人企业不愿、或者无力提供的公共品，过去中国各级政府的做法偏离了这一本分，现在的改革，其实是让政府回归本分。

政府及政府投资国有企业则应当全力转向民生型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通常不能用盈利模式进行。在这种热心背后可以看到增长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信仰。